[B]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B]
吴承学 沙红兵
内容提要 本文以“辨体”的辨证思考和“文体”的含义疏解为基本起点，并从两个方面展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思考：一方面，通过对基本内涵与对象的探讨，勘划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大致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通过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现代西方文体学等学科之间的互动，确立古代文体学在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中的适当位置，同时保持诸学科之间的相对开放性。
关键词 中国古代 文体学 学科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意识的推动下，古代文体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古代文体学逐渐从冷门成为热点。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推动力来自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随着对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摒弃和对文学作品的深度掘进，古代丰富的文体事实愈益向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启和敞亮，同时呼唤研究者的热情介入。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兴起也有当代文化的背景：一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诸如对沈从文、汪曾祺等现代“文体家”的重新“发现”和评价，年轻一代先锋作家的文体实验以及当代理论、批评家对此进行的追索；一是西方的文体学研究和我国学者对西方文体学的研究，各种文体学的流派理论、操作实践随着西方理论、创作思潮的译介一起涌入 。这些鲜活的文学研究情境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文体意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
无可讳言，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体学研究仍存在一些偏差和误解，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其根源主要在于古代文体学研究学科意识的整体欠缺。我们认为成熟的学科意识是提升古代文体学研究水平必要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在本文中我们想把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思考提出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辨体：学科的基点
让我们先回到基本的历史语境。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首要的原则：“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随而用心” 、“文章以体制为先” 、“先体制而后工拙” 、“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 、“文辞以体制为先” 、“文莫先于辨体” 、“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 。
“先”，不仅是时间和逻辑上的，也是价值观上的。“大体”、“体制”、“辨体”，主要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划界限”和“比高下”，即通过对某一体裁、文类、或文体之一定的内在质的规定性掌握，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之间的内外界限，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内部的源流正变的界限，并分别赋予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
在古代文体学的起源之处，古人不是单就文体来辨文体的，而是将文体之辨和政治人才之辨、人物品鉴、作家才性之辨等结合起来，在同构、平行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的。
汉末魏晋社会十分重视“位”与“职”是否符合、“才”与“位”是否符合，只有政治人物的实际才能和具体官职的要求相一致，才称得上是政治上的选人得才，如三国时代吴国陆景《典语》说：“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谁兼资百行，备贯众理乎？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 这里树立的是一个“圣人”的理想，面对的是“能有偏达”的现实。与此相映发，曹丕、刘孝绰从文章的角度各明一义。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说：“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 他们都把作家和文体紧密结合，理想是“通才”与“兼善”，但实际上却是“能之者偏”、“鲜能周备”。
以上数例让我们在多重关系的同构中、在突显其价值首要性的意义上理解了古人所说的“先”。虽然树立了一个“辨”的理想，但现实的缺陷几乎是天生的，所以这个“辨”是有分寸的：一方面，从大处、从整体着眼，注重对文体特征的直观、整全的领悟；另一方面，“辨”的是内在性质上的规定性，但在划界的同时，能够考虑“越界”的可能性、包容和处理“越界”的现实性。在明确这个意义之后，我们接着讨论“辨体”的“划界限”、“比高下”，讨论“辨体”的“划界/越界”。
就“划界限”而言，古人常说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古人常辨的“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以诗为词”与“以词入诗”，都在实际上预设了文、诗、词和古诗、律诗之间的疆界，以及疆域之间的跨越与渗透。
就“比高下”而言，在古人建构的文体大国里，文体与文体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各体之间有着尊卑、雅俗的等级之分。如在文、诗、词、曲等等之间，在诏、策、奏、启等等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不同价值的序列 。各体之间尊卑、雅俗的等级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存在着“越界”的相对性和可能性。词相对于诗是俗体，相对于曲又是雅体；词本身在发展初期是俗体，在文人介入后的成熟期又是雅体。今天位极众体的“小说”，在古代只能入于第“十流”，“小说”的名称本身已明确表明古人对此文体的价值评判；《文心雕龙》几乎不论“小说”，至今还为不少学者所疵点，这正反映出古今文体尊卑观的变迁。同一文体也有得体与失体之别，正体与变体、殊体、别调之辨。如同样是诗，古体诗高于近体诗；破体为诗，“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以诗为词”与“以词入诗”，评价并不一样 。
不仅“体制”之“辨”是“辨体”，风格类型之别也同样可以说是 “辨体”。如同样是“清”，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四中则说：“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徐昌谷清而朗，高子业清而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古人首先在认识观念上视“辨体”为“先”在的要务，又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通过对“划界/越界”的分寸的精微感悟与把握，从而使“辨体”成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
二 何谓文体：学科的起点
既然古人以辨体为先，那么何谓“文体”呢？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研究的起点。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体”这个词，已经更多地是一个现代合成概念。但在古代文体学的语境里，“文体”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从基本概念的阐释做起，以求得对其原生状态的“了解之同情”。
先说“文体”之“文”。这个概念相当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文体”研究的基本对象和范围，也决定了古代文体学的丰富性和特独性。中国古代“文”的内涵非常复杂，前人对此有不少论述，刘永济曾在《十四朝文学论略》里总结过“文”的六种基本涵义：“经纬天地之谓文”、“文，典法也”、“文者，古之遗文”、“文德之总名也”、“文，华也”、“文，文词也”。用现代语言来说，古代的“文”是一个由文教礼制、文德、典籍、文辞等组成的多层次共生系统，各层次之间既相区别又相错杂。它同时还是一个价值评估系统：在系统外部，它与“武”相对并高于“武”；在系统内部，体现出“道”的那一部分与徒呈外在形式美的那一部分相对，前者高于后者 。中国古代“文”的观念以及它所具体体现的古代文体，和今天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文”和“文体”大不一样。就“文体”之“文”而言，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几乎所有出自人类情感而运用技巧和修饰的语言文字形式都可称为“文”。除了像诗歌、辞赋以及日常公私所常用的文字等，还有大批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了解的“文”了。如汉代刘熙《释名》中《释书契》中有：奏、简、簿、笏、牍、籍、檄、谒、节、传、券、契、策、约、示、诣、书、刺、题、署、告、表、敕；《释典艺》中有：经、纬、图、传、纪、诗、令、诏、赞、叙、诔、谥、谱、碑、语、说等。《释名》所涉及许多文体之名，既反映出东汉时期人们的“文”的观念，也反映出当时“文”的原生状态。
复说“文体”之“体” 。首先，我们探讨“体”的多义性，初步归纳以下六种含义：
（一）体裁或文体类别。这是最通常的含义，如《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文钞》等总集、选集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等史志目录所体现的归类整理的科目分类。此外，如《文心雕龙》所论的诗、赋、颂、赞、盟、誓等等，《沧浪诗话·诗体》部分所列四言、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绝句以及乐府歌行、杂体诗等等，都可归入这一种含义。不同的体裁又有不同的本色与规范，如胡应麟认为：“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诗薮》内编卷一) 因此许多文体理论，正是建立在具体的体裁之上的。
（二）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元代刘祁说：“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 李东阳也说：“言之成章为文，文之成声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 这里所谓“有体”与“失体”之“体”，应该是指不同体裁所应有的具体可辨的语言特征与系统。
（三）体格、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如薛雪《一瓢诗话》说：“格有品格之格，体格之格。体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迈”；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也说：“作诗大要不过两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寻，兴象风神无方可执”。这里的“体格”层次低于“品格”或者“兴象风神”，但是又高出于具体语言特征、语言规定性之上，大略指的是能够承载不同文体的功能、主题与风格等要求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
（四）体要或大体。古人在综合考虑具体文体的题材质料、语言特征、体制结构等的基础上，往往力求得到对于文体的整体性的把握。这种把握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体性”、“体貌”，以下详说，一方面指“体要”、“大体”，指的是文体的内在质的规定性。如《文心雕龙》自《明诗》到《书记》在每篇终篇之处往往综合概括所论文体，如《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铨赋》：“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此立赋之大体也”，《颂赞》：“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等等；符合的谓之“得体”，不太符合的谓之“别调”或者“失体”。
（五）体性、体貌。它相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风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七种含义，兹略作条陈：⑴某一类文体的风格，如《典论·论文》指出四种文体的不同，“惟通才能备其体”；（杨东林认为这里的体意义比较广泛，不仅是某一类文体的风格）《文赋》更指出十种文体的不同，“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一里也说：“诗与文体迥然不类：文尚典实，诗尚清空；诗主风神，文先道理”。 ⑵具体作家的风格，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沧浪诗话·诗体》也指出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等等，不厌其详。⑶具体作品的体貌特征，如《文心雕龙·杂文》：“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杨东林认为此体指“体制结构”）⑷某一历史时期文章的总体风貌特色，如江淹《杂体诗序》：“魏制晋造，固亦二体”；《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文心雕龙·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沧浪诗话·诗体》所谓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盛唐体、元和体、元祐体等；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⑸体貌类型或风格类型，如《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八曰轻靡”，把一切不同的文章体貌，尽归入此八体中，创造性地把体貌类型化了。⑹流派风貌特征，如我们所已然耳熟能详的建安体、西昆体、四灵体等等。
（六）文章或文学之本体 。“体用”指事物的本体、本质和现象。《颜氏家训·文章第九》：“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文章之体”指的是文章的本质，在于发引性灵，也带来一些毛病。又如明代范应宾的《文章缘起注旧序》：
由两汉而还，文之体未尝变，而文渐以靡，诗则三百篇变而《骚》，骚变而赋，赋变而乐府，而歌行而律而绝，日新月盛，互为用而各不相袭，此何以故，则安在斤斤沿体为？体者法也，所以法非体也。离法非法，合法亦非法，若离若合，政其妙处不传，而实未尝不传。《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不有体，何以拟议？不知体之所从出，何以为体，而极之于无所不变。
“未尝变”的“文之体”指的是文章的本体、本质，是永恒不变的。而变动不居的则是具体的文章体裁，如诗而变为骚，骚而变为赋，赋而变为乐府等。
以上我们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对“文体”内涵加以排列。当然事实上它们本身并不是如此清晰有序、一目了然，而往往是互相纠缠，随步换形的。而在最高的文体境界上，是形而下与形而上有机结合的。
我们对“文体”的疏解也未必完备和精确，重要的是表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模糊性。事实上，这些已经使西方学者感到奇怪，因为在西方无法找到与“文体”对应的术语。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曾感叹中国文论中“体”的内涵，“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 在西方文论中，“文类”、“风格”与“形式”词义各异，在理论上，分工明确，但在中国古代却统一在“文体”之上，“体”是本体与形体之奇妙统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综合性极强，包括了文类学、风格学与相关审美形式等理论。
丰富、复杂与模糊之处还在于不但“体”有多义，而且有时同一个“体”中包含两个以上的含义，如《文心雕龙》“故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的“体”，就既指“体制结构”又指“体貌特征”。(杨东林认为这个体仅指“体貌特征”)许学夷《诗源辨体》“古、律、绝句，诗之体也，诸体所诣，诗之趣也，别其体，斯得其趣矣。”这一句里的后一个“体”就既包括“体裁”，又指“体要”。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一节的“体”，也实际包含了以上大部分的“体”的含义；此外，如果我们把禁体（白战体）、赋得体、离合体、集句体、回文体、反复体、歇后体等归入严羽所说的“杂体”，则这些“体”除了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之外，又可兼指特定的表现手法或修辞方式。
所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不仅要甄别这些含义各别的 “体”，还要整体考察由这些含义各别的“体”所组成的多义系统。
古代文体学在赋予了文体之“体”多种含义系统的同时，还结合其他多种范畴/概念在多重关系中对“体”加以整体性辨析。如《文心雕龙·宗经》论述“体”与“经”的关系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此外，如“体”与“性”、“体”与“气”、“体”与“格”、“体”与“势”等等，也同样显示出古代文体学的“体”决不仅是孤立的范畴/概念，而是与古代其他相关的范畴/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体”和我们现代的文学、文体观念与实践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用现代“文”的观念驾轻就熟地去研究古代文体学，势必简单化也狭隘化了无比丰富的现象。
三 学科的基本内涵与对象
在疏解“文体”含义之后，我们进一步推进“古代文体学”的有关讨论。无论是从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是与现代西方文体学研究相对照，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意识都比较薄弱。下面关于文体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与主要对象的探讨就是目前我们对此粗浅的想法。
（一） 古代文体史料学研究
这是文体学学科的基础，主要内容是收集、考辨和运用文体理论方面的史料和各种文学体裁方面的史料。文体史料既可以按时代来研究，也可以按文体、按专题来研究。文体学史料涉及面相当广泛，除了像《文章流别》、《文心雕龙》等专门文体学论著之外，在浩如烟海的总集与别集、史书、目录学著作以至诗话、词话、曲话、各种笔记等也存在大量的文体史料。傅璇琮先生说：“古代包括经史子集中的典籍，都与文学史料有关。” 文体史料学也是如此。其实，古人在这方面已着先鞭。古代大量的类书就收集了文体史料。如《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理学汇编”的《文学典》就收录诏命、册书、制诰、制书、敕书、教令、表章、笔启、奏议、颂、箴、铭、檄移、露布、策、判、书札、序引、题跋、传、论、碑碣、说、解、辨、戒、问对、难、七、祝文、哀诔、行状、墓志、四六、经义、骚赋、诗、乐府、词曲、对偶、格言、隐语、大小言、文券、杂文等文体史料。每一体一般都分为“汇考”“总论”“纪事”“杂录”几部分，其材料取自经史子集，非常广泛，是非常详尽的分体的文体史料。此外古代还有许多辑录的文体史料专著，比如《四六丛话》、《制义丛话》、《楹联丛话》等书也可看作分体的文体史料学。
（二）古代文体学史研究
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早成熟的理论，是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占有极大的理论份量。中国古代文体学滥觞于先秦两汉，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后，又进一步发展，至明清而极盛。因此，论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渊源及演化，特别是与文体发展史、文体理论著作结合起来，阐述文体发展与文体学、与时代的审美选择和社会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是古代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文体分类学与文体类型学研究是文体学史研究的重点。（因为前面没有对文体学史作解释，所以此处会使人误会为文体学史的主要内容就是文体分类学与类型学。）文体分类集中反映出人们对于文体特征与本质的认识水平。（1）文体分类学包括文体发生学、文体源流论、文体功用论、文体体制论等。文体分类主要原因是由于现实审美的丰富性要求艺术掌握世界的形式也必须多样化，在先秦时代文体分类就开始了，而到汉魏六朝的分类学已相当完备，此后不断演变，中国古代许多文学理论论争都与文体分类有关系，如诗词之辨、诗文之分，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又如对唐宋诗之争等。（2）文类与亚文类：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非常复杂，其分类或以功能、或以功用、或以形态、或以题材，其区分缺乏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通过对中国历代重要文集的文类研究，可以从中总结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文类及其衍生文体、古体与变体、雅体与俗体等。在文体学史上，辨体论与破体论贯穿始终：前者即认为文各有体，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性，表现手法与艺术规律。后者则主张打破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使各种文体互相融合。中国古代文体是在这两种理论的双翼互相作用下发展的。
黄侃曾指出古人文体分类的复杂之处：“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受以简驭繁之功。” 这正说明古代文体的分类关涉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古人有哪些分类的标准？这些标准的本源于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它有哪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何而来？有没有一个“科学”的分类的可能？等等。
（三）古代文体史研究
古代文体史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是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期间，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集体长期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文体规范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语言形式规则。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文体发展的两大动力，这是研究文体发展史的线索。文体形态不是纯语言现象，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需求才是文体形态创造和发展的内在的原因。因此，文体语言形式的深层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文体发展与人类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有关系。人类在与自然及社会长期交往的历史中，形成艺术地感受和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而这些又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文体史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文体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精神感受方式相合拍的。时代和群体选择了一种文体，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工具。当特定的文体形式与群体和时代精神与感受方式相对应时，才受到群体和时代的接受，这正是文体兴盛的基础。
古代文体史研究应该对中国古代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除了研究文体的语言文字形式之外，还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等等。
（四）语体与语言形式
文学是语言艺术，文体研究也离不开具体可感的语言形式。文体研究包括对语言形式如字法、句法、章法与格律等方面的分析。
语体理论是与文体分类学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不同文类有不同的语言体式。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材情境而形成的语言运用体系，包括词语、语法、句法、语调等方面的理论。比如八股文便有特殊的语体，它似骈非骈，似散非散，是骈散两种语体的杂交，骈文之韵与散文之气兼而得之的。语体与文体的关系也相当复杂。比如“古文”与“骈文”究竟是特殊的语体，还是独立的文体？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心雕龙》论及各种文体，虽然其中一些文体用后来的眼光看已可视作较为典型的骈文，但刘勰并无列出类似四六、骈文的文体。他仅把这些文体作为一种“丽辞”，而“丽辞”并不属于特定的文体，因为当时多数文体都是需要“丽辞”的。 清代孙梅辑《四六丛话》中骈体文涉及制敕诏册、表、章疏、启、颂、书、碑志、判、序、记、论、铭箴赞、檄露布、祭诔、杂文等具体的文体。古文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骈文所涉及的文体它差不多也可涉及。如果我们把古文与骈体当作“文体”的话，就要考虑语体与文体的关系问题。
（五）作为“风格”的文体学研究
各类文体风格的辨析也是古代文体学的重要内容，主要的内容有：（1）体性论，研究作家的个性与创作风貎的关系。（2）人品文体论：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特别重视作家的人品对于风格的影响，这方面情况比较复杂。（3）时代文体论：这体现出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的反映论，“文变染乎世情”，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决定了其整体的文风。西方学者把中国此方面的理论称为决定的理论，阐明了文学是当代政治和和社会无意识与不可避免的反映或显示这种观念。同时，中国古代往往以某种文体作为特定时代的代表，每时代有主导性的文体，如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所谓“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4）地域文体学，古人认为自然与人文地理影响了创作与文风，这是所谓的“江山之助”。包括对于各地文学风格差异的研究。
（六）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
中国古代“文体”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故“文体”带有本质性与整体性的形式显现之义。这反映出传统文体理念对于艺术本质的某些观念，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也值得深入阐发。古代文体学以“大体”为先，但古人是怎样从全体上悟辨是否“得体”的呢？“文之有体，即犹人之有体也。”“就寻常人之体，而能为天下不寻常之人，是乃所谓俊人也，神人也；就寻常文之体，而能为天下不寻常之文，是乃所谓奇文也，至文也。” 如果人体是显性形态，文体就是隐性形态。人体是文体的象征，文体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生命的整体。 这种观念也决定了古代文体学直观神悟的方法论和思维特点——它注重保全文体对象气足神完的整体生命，而不是破坏生命和精神的枝节的解析；它把对文体的综合体验和观照艺术地传达出来，但仍然有整体上的理性基础，只是在表述过程中深藏不露而已。
回顾我们前文对“辨体”、“文体”含义的疏解、把握，当能对古代文体学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上述特点更多解会。当然，特点也包含着局限，比如古代文体学注重审美体验和感悟，形象感受多于逻辑阐释，一些范畴、概念、论断等一般缺乏严格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带来难与言说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这些都值得结合具体的文体事实乃至文学史事实，在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层次上加以进一步研究。
四 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
找到学科发展的基点和起点，在内涵、对象等方面勘划自身的学科范围，并不意味着古代文体学的自我封闭。恰恰相反，强调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意识、学科独立，正是要在建设古代文体学学科的相对完整性的同时，保持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开放性，实现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在疆域上的比邻而居和通家之好。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辨体”作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处理的是古代文体之间的分疆划界以及疆域之间的跨越与渗透，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古代文体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处理的则是现代学科之间的分疆划界以及疆域之间的跨越与渗透。
虽然涉及到的问题十分繁杂，但大致说来，古代文体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分成以下两类：一是与现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关系，一是与现代文体学特别是现代西方文体学的关系。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类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文体是古人审美地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对此，现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如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尽管对文体都有所研究和涉及，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幅度上又不能不受到各自学科的范围和性质的限制。古代文体看起来是归属于多种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交叉地带，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种研究学科的不管地带。因此，建设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代文体学，不仅有古代丰富的文体理论与实践的客观基础，也是构建完善的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在多种学科的合理互动中推进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体学的互动发展。
从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科互动，我们看到，一定的文体形态总是和特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息息相关。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然一体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突破现代文学观念的局限，从古代特有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出发，对古代文体的丰富实践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解、研究。另一方面，有不少古代的文学理论是在特定的古代文体的基础上提出的，和该文体自身的具体实践与源流正变紧密相连，对于其他的文体可能并不适用，更不能看成是普遍的古代文学理论。如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所说的“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里的“文”就有齐梁时代特定的文体所指，不能不假思索地把这些特点看成是可以适用于当时所有文体的共同性质，更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成是可以古今相通的文学理论。
从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史的学科互动，我们看到，文体具有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文体指向一般说来与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同一的。文体产生与演变也同样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所以文体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也有共通之处。从文体演变来研究文学发展，也是传统文学史的主流方式。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而钟嵘《诗品》也是从体制的角度研究作家的继承关系及其流派的。文体形态的不断新创、完善及其受到遵奉、挑战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整个文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对特定阶段的文体形态、甚至是个别文体形态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推进文学史的新发现。但是，文体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与一般文学史研究也应该有所区别。比如，虽然文体史与文学史研究都离不开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但是文体史的目的却主要是为了研究各种文体形态总体的规范及其发展演变，因而文体史发展和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也必然不尽相同，文体史的分期与文学史的分期也不会完全重叠。文体学与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还影响到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有些作品在艺术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也许在文体形态方面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学上就有独特的地位。同样，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在文体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谈到该书编录文章时说：“是编所录，唯假文以辩体，非立体而选文，故所取容有未尽者。”虽然“唯”和“非”的说法有失绝对，但他实际的意思当是要表明自己主要是从“辨体”的角度选取在文体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些以艺术见长的好文章未必全入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取容有未尽”。这可以作为文体学与文学史相关而不同的例子。
在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批评史之间，我们也同样看到学科的互动现象。王瑶先生说过：“中国的文学批评，从它开始起，主要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论作者与论文体，一直到后来的诗文评或评点本的集子，也还是这样：一面是‘读其文而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语，一面是‘体有万殊’而‘能之者偏’的各种文体体性风格的辨析。一切的观点与理论，都是通过两方面来表现和暗示的。” 所言甚是。从这个角度看，文体学与文学批评关系密切，而且占了其半壁江山。不过，从学科角度来看，文体学研究有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比如从文学批评来看，明代的格调派、复古派的理论价值不高，而且与性灵派相对立，但是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明代的文体学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格调派、复古派与性灵派也未必没有共同的话题。明代批评家特别强调“辨体”，对于诗、词、文乃至小说、戏曲之文体都有相当精到细致的研究。明人受严羽影响最大。严羽《沧浪诗话》标举“第一义”，论辨各家体制，自负“辨家数如辨苍白”。而“辨体”也就成为明代诗文创作与批评的第一要义，对诗文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成了明代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正如公安派袁宗道所说：“吾置庖羲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源于《诗》者，不得类《书》；源于《书》者，不得类《诗》。此犹庙之异寝，寝之异堂，其体相离，尚易辨也。至于骚、赋不得类乐府，歌行不得类近体，诏不得类檄，笺不得类疏，状不得类志，此犹桷之异榱，棁之异节也。其体相离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诸体之中，尊卑殊分，禧祲殊情，朝野殊态，遐迩殊用，疏数烦简异宜，此犹榱桷节棁之因时修短狭广也。其体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也。” 虽然这是为人写序，不免有应酬之意在，但至少是赞同辨体的。“辨体”的确是明人比较普遍的意识，不仅性灵一派，还有七子，不仅有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笔记，还有大量的诗文总集，如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章明辨》、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钞》都是兼选本和文体学著作于一身的总集 。可以说从文体学史来看，明代是继六朝之后另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
其次，我们讨论古代文体学与现代文体学特别是现代西方文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人们常说古代文体学研究要借鉴西方文体研究尤其是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文体学的合理因素。其实，从学科建设、学科互动的角度看，现代西方文体学给予我们古代文体学的启示，也许远远超出了一般所说的“借鉴”这个层面。我们结合对于现代西方文体学的粗浅了解略加考察。
现代语言学的高度发展给现代西方文体学带来“语言学转向”，也引发了“文体学到底属于文学还是语言学”的激烈争论，主流的看法认为文体学属于文学，语言学应当作为适当的文学批评方法加以运用。但是何谓“适当”？在此问题又被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与作品的主题意义、美学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此大体上又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强调语言文本形式的所谓“客观性”，主张对文本进行细读，以作品本身的文字结构作为阐释和批评的唯一根据。第二种偏重于主题意义、美学效果的“主观性”，提出“感受文体学”的美国理论家费什(Stanley Fish)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第三种方案则在主、客观之间进行折中，如“文学文体学之父”斯皮泽(Leo Spitzer)提出所谓“语言循环”(Philological circle)，即先找出作品中偏离常规的语言特征，然后借助批评家以往的阐释经验对此偏离做出作者心理根源上的解释，之后再回到作品细节中通过考察相关因素予以证实和修正 。
三种解决方案都有部分的合理之处，但也同时在它们解决问题的地方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因为作者、阐释者及其与之相关的作品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决不是文本——即使是处于先进的现代语言学探究手段之下的文本——本身所能穷尽的，从而也为“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变体（如“政治文体学”、“女性主义文体学”、“语境文体学”等） 留下了探索的缺口。在他们眼里，文学是社会话语、政治现象、意识形态的作用物，阐释者和作者也都是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任何阐释和分析都应该在一个由社会意识形态和语言建构出来的现实或理论框架中进行 。
基于以上概述，我们认为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考虑古代文体学与现代西方文体学之间的学科互动。第一个层面，面对内涵、对象、范围等等自身的学科性质问题，现代西方文体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定义、一成不变的答案，因此，无论是古代文体学还是现代西方文体学都共同面对着各自学科的基本性质问题，不断追寻又不断突破可能的学科界限。
第二个层面，现代西方文体学不仅涉及到与现代语言学学科之间的问题，也涉及到“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女性主义文体学”等等研究手段和二级学科，因此，古代文体学对现代西方文体学的“借鉴”不应该仅仅停留于“语言学研究的合理因素”，也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所谓“形式主义文体学”这一家一派，而应该进一步拓展更广阔的互动、借鉴的空间。
第三个层面，即使是对现代西方文体学“语言学研究的合理因素”的“借鉴”，也需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借鉴”的限度。《文心雕龙·附会》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可见，古代文体学将“体制”与“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等结合起来，要求最终达到整体把握文体、解会文学的境界。因此，在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中虽然也不乏用字、句法、篇法和韵律等方面的研究资源，但和现代西方文体学条分缕析的语言学研究手段如何对接、是否可能对接，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和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问题。
总结全文，我们以“辨体”的辨证思考和“文体”的含义疏解为基本起点，进而从两个方面展开论题：一方面，通过对基本内涵与对象的探讨，尝试勘划古代文体学自身大致的学科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通过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内部各学科及现代西方文体学之间的学科互动，尝试推动学科之间的跨越与渗透。本文只是一份粗陋的学科草图。我们不能奢望获得一个简要准确而且一劳永逸的关于“古代文体学”的标准定义，但我们可以在不断的探索中加深对它的了解，启发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对此问题进一步思考的行列。
[作者简介] 吴承学，1956年生。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
沙红兵，1966年生。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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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